第九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诚信
【内容提要】宁波天童寺为禅宗著名道场之一。始创西晋，重建于唐，名扬于宋，至明末而达鼎盛。清中叶以降，受社会环境影响，佛教各宗门风凋敝，天童寺亦莫能外。至清末民初，寄禅敬安继席以后，天童寺百废俱兴，声名远播。本文试论寄禅敬安在住持天童后，对天童寺复兴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及其在爱国护教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而作为当今的佛教徒应继承先辈之遗愿，努力修学，精进不懈，报答四恩。
【关键词】寄禅敬安 近代 天童寺 爱国护教
【作者介绍】天童禅寺方丈。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 宁波市政协常委 浙江慈云佛学院院长 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浙江省政协委员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前 言
晚清以来，佛教日渐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先有太平天国焚像毁庙的冲击，后有以瓜分寺院财产为目的的“庙产兴学”运动，加之佛教内部良莠不齐、僧纪不整，致使原本衰微的佛教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江南诸多名刹皆因钟板飘零、流品复杂而元气大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位于浙江宁波的禅宗著名道场天童寺，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禅林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但也难掩今非昔比的颓势。这种情况直至清末民初寄禅敬安大师住持后才有所改变。寄禅敬安大师卓锡天童十一载，选贤任能，冬坐夏讲，破积习、扬正业，使得天童寺一改颓势，百废俱兴。
一、天童简介及寄禅大师其人
(一)历史上的天童寺
天童寺位于宁波市东二十五公里左右的太白山麓，据南宋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记载，在西晋永康元年(300年)有僧人义兴游至此山建庵精勤修持，感“玉帝”派太白金星化童子侍奉其左右，后来遂命此山为“太白”，寺名“天童”。此后寺院规模不断得到扩大。据清嘉庆年间重刊本的《天童寺志》记载，天童寺在历史上曾几易其名，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赐名天童玲珑寺，唐懿宗咸通十年(869)赐名天寿寺，宋真宗景德四年(1707)赐额景德禅寺，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赐额弘法寺。
天童寺虽在唐代已负盛名，但其成为著名的禅寺却是在入宋以后的事。据天童寺志记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曹洞宗僧侣宏智正觉继承天童法席，弘曹洞教义，倡导“默照禅”，为天童中兴之祖。嘉定十七年(1224)，曹洞宗第十三世长翁如净主持天童，其承袭曹洞宗真歇清了的绵密家风，弘扬宏智正觉的默照妙旨，创造出“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的如净禅法。日本僧人道元禅师跟随如净禅师学法，归国后建永平寺，创日本曹洞宗，天童寺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宋宁宗嘉定年间，右丞相史弥远奏请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天童寺被列为“五山”之第三山。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赐额“天童禅寺”，列天童寺为禅宗五山之第二山。崇祯四年(1631)，临济宗僧侣密云圆悟禅师住持天童，其在被山洪冲毁的废墟上重建楼阁，奠定了天童寺今日之规模布局，禅师亦被誉为临济中兴之祖和天童重兴之祖。清季，天童寺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并称为禅宗四大丛林。不过天童寺自明末清初山翁道忞以后，总体来说是山门清寂，宗风衰颓，直至光绪二十八年寄禅敬安住持后才有所改观。
(二)寄禅敬安大师其人
释敬安，字寄禅，号八指头陀。俗姓黄，名读山，湖南省湘潭村人，父宣杏，母胡氏，清咸丰元年(1851)农历十二月初三出生，民国元年(1912)农历十月初二圆寂，世寿六十二岁，僧腊四十五年。寄禅大师少年家贫，后因感桃花为风雨所折，而于同治七年(1868)投湘阴法华寺出家为僧，是年于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此后参禅学法十余年，光绪三年(1877)秋，于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烧左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自此以后便自号为“八指头陀”。光绪十年(1884)挂锡天童寺，充任副寺之职务。次年返湘，先后住持长沙上林寺、沩山寺、湘阴神鼎山资圣寺、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衡山大圣寺等名寺。光绪二十八年(1902)担任天童寺住持，六年后(1907)任期满后，经僧众殷勤恳留再任，直至民国元年(1912)十月初二日示寂。
二、寄禅大师重兴天童的作用
(一)改革丛林，重定规约
了解佛教史的人都知道，禅宗自达摩东来后三百年中，禅僧多依律院或岩穴、树下而居，没有自己独立的住所，直至唐代的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后才兴起禅林制度。后世的讲寺、律寺等各宗寺院亦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丛林是指众多僧人聚集在一起，并能规律、和合的修学办道，就如树林一般整齐有序，故以“林”做比喻。丛林又称“圣智之林”，亦即将许多有智慧的人才集中在一起。自宋代起，丛林即有甲乙徒弟院、十方住持院、敕差住持院等三种分类。其中，甲乙徒弟院系由自身所度之弟子依序传承，略称为甲乙院;十方住持院系请诸方名宿住持，略称为十方院;敕差住持院系由朝廷给牒任命住持，略称给牒院。甲乙徒弟院采师资相承的世袭制，故又称制度丛林或子孙丛林;十方住持院的住持由官吏监督，经由十方名德共同推举出任，故又称十方丛林。“十方丛林”，表示广纳多容，能生长法身慧命的意思，其继承制度，依法系相传者，称之为“传法丛林”。在丛林中，寺产一切归公，且依一定规矩容纳十方来往的僧众。后世大体沿用子孙丛林及十方丛林制度，并无太大变动，惟已无敕差住持院。
为了对僧侣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禅宗道场从诞生起就以十方丛林为主，不过各个时期各个寺院采用的方式略有不同。到了明清之际，丛林寺院基本形成了严格的法派与剃度派，上首传法弟子继承寺主地位，寺院独尊各自祖师遗风，俨然一个变相的家族。其时，由于所谓的丛林僧众良莠不齐，执事品德下降，为此经常出现失于严正公平，难服众望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天童寺也有体现。据《天童寺志》卷二记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经咸启禅师的奏请，天童寺成为十方住持寺院，此后虽然有变化，但总体上仍然延续这种制度。到了寄禅敬安继席天童时，天童寺的十方丛林制度已名存实亡，变成了分房制(即变相的瓜分寺产的一种制度，是对十方丛林制度的彻底否定)。寄禅大师主席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选拔人才上不任人为亲，唯贤是举，将名义上的“十方传法制度”(实质是分房制)改为“十方选贤制度”，天童寺也由此改“十方传法丛林”为“十方选贤丛林”。此外，针对寺院因宗法制度所导致的有失公允、各谋私利的乱象，大师亦参照古丛林规约，因时制宜地重定了《万年规约》及《日行便览》，对寺院僧众的日常行事章则，违反章则之处罚，寺院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人员的职掌与功能做了详细的规定，凡上自方丈，下至各寮均得奉以为法，永远遵守，不得违规。
这种改革丛林、重定规约的情况是中国佛教丛林史上的一个进步，为当时及以后各地丛林及丛林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这在佛教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为此，太虚大师在为寄禅敬安和尚所作传记中慨叹：“行堂于天童，以其机语敏妙，见地缜密，即举之班首，并亲书’正法眼藏’，其郑重佛法，激励学人，苦心孤诣如是者!”这是太虚大师对寄禅大师的高度评价。
(二)兴建寺院，百废俱兴
在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长达十五年，战乱波及大半个中国。因太平天国信奉上帝视烧香拜佛为异端，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寺院惨遭焚毁，佛像经卷皆被毁坏无遗，当时清军方面的记载说太平军“见庙即烧，神像即毁”、“所过名城繁镇，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有言：粤匪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公、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贱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神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斯又鬼神所共愤，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由于太平天国徒众对神佛所持的极端排斥态度，加上清军与太平军对抗的主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双方大军云集，多年拉锯攻守，战况惨烈。而这一带也正是历来禅宗名寺云集的地方，所以兵燹所到，诸多名寺化为灰烬，这次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打击甚为严重。据《天童寺志》记载，天童寺在咸丰十一年(1861)受到了战火的冲击，整个寺院受损严重。从咸丰十一年(1861)至寄禅敬安继席天童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隔有40余年。这期间，天童寺虽得到重建恢复，但已元气大伤。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天童寺首座幻人和尚以“四明净域，太白名山，非得高僧住持不足以破积习、扬正业”。故率领两序头首前往湖南长沙，礼请寄禅大师住持天童寺。大师上任以后，先后重修大殿，金装佛像，新建如意寮、立雪轩、自得斋，修葺法堂、伏虎亭、甬东下院，少白岭至伏虎亭卵石山径，使得宝刹重光。同时又续制常住的《福田薄》，如有为寺院增置产业者，皆录于其上以志檀施。
(三)冬坐夏讲，续佛慧命
晚清佛教，总体来说山门清寂，讲经停废，宗风衰颓，禅僧滥竽。对于清代佛教这种衰颓的状况，近代一些致力振兴佛教的高僧都是有着深刻体会的，那就是更多地检视佛教衰落的自身原因。咸丰初年到光绪年间，佛教衰落非常严重，“几乎至于灭亡之境”，这是后来研究佛教史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太平天国后，江南寺院多毁，即使有寺院幸存，多是名存实亡，因伤元气而戒律废弛，且流品复杂，几乎成为流民托足之所。佛教历经衰变，降至晚清，稍富学识的僧才凋零殆尽。寄禅敬安早在光绪十九年便感慨“嘉、道而还，禅河渐涸，法幢将催。咸、同之际，渔山辍梵，狮座蒙尘。池无九品之莲花，园有三毒之乱草”，对于清末禅门衰微、法席清冷、僧徒不学无术的状况，大师是有深刻体会的。早在光绪五年，大师便感慨道，“迩来法门秋末，宗风寂寥，有不忍言者。去腊天童波旬滋事，此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呼呼!若非大力量人，竖法幢，鸣法鼓，战胜魔军者，必苔生古屋，草满法堂矣……”。故当大师住持天童后，便以续佛慧命为己任，夏讲冬禅，开堂说法不辍。遍检大师留下著作中有关讲经记录并有诗文、书信为证的有如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童寺结夏请玉泉祖印法师讲楞严经，并定光绪三十年讲法华之期，此年有诗《天童结夏，请玉泉祖印法师讲楞严经毕。法师将赴芜湖普济寺请，因作五言绝句奉赠并定明年开演法华之期》;约光绪三十一年(1905)《致道阶法师函》请道阶法师开法华席。“道阶法师侍者：敝长住去岁慈允于今夏开讲法华大典，大众悉皆踊跃欢喜，愿闻法诲。兹者莲驾已临宁郡，后学等闻之，不胜忻慰。但大众望沾法雨之心切，敝寺已择闰五月初一开讲，伏乞金锡来仪，法云垂荫，俾炎炎宅中，早沾甘露之清凉，扰扰昏衢，共睹慧日之光耀，人人悟一乘之实相，个个趋大觉之玄猷，是所望于出广长舌相也。临楮不胜祷切望切。肃此祇请法安”。同年，亲为僧众开讲《禅林宝训》。《致殿枢居士书》：“余天童住持三年满，例应退院，不意又为两序所留。朽木之任，脱卸何时?兴言及此奈何奈何!今夏余为众开讲《禅林宝训》此书乃汇古来高僧玄言要语，以发人警觉者也………”，这仅是有文字记述者，在其住持天童十一年间上堂升座说法靡有虚岁，更奠定了天童寺为禅宗四大丛林之一的地位。寄禅敬安大师开堂二十六年，其门下收益者数于万人，得戒者数于称是，圆瑛法师从他习禅六年，太虚法师亦从其受具足戒。
三、寄禅大师爱国爱教的义举
(一)设立僧学，绍隆佛种
1898年的戊戌维新，给佛教带来极大的困扰就是“庙产兴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是给佛教徒一个自觉自救的机会，就是依照清政府的政令，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建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材。因反对庙产兴学，浙江三十五寺假借寄禅和尚名义，请日本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寺产。大师知道后，以为“辱国辱教，陈窃名之妄”，力请严拒。这便成为后来各省自办僧学的起因，天童寺寄禅敬安大师亦顺应时事创办僧学堂。
在乾嘉年间，全国佛教僧侣，号称八十万，民国初期，至少也有二十万众，但能受佛教教育的千分之一也不到，以佛教名刹著称的某寺部分僧众，有的居然连三百个字的书信都不能写，这种情况讲弘扬宗风不过是一句妄语。寄禅大师住持天童期间，于光绪三十年(1904)与七塔寺住持歧昌等在白衣寺成立宁波僧学堂，招收一百名僧俗青少年免费入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根据清廷学部颁布的僧教育章程，宁波僧学堂改为宁波僧教育会，由寄禅敬安与陈岐怀居士任会长，隶属于浙江僧教育总会。近代僧学堂的创立，寄禅大师虽不是第一人，但大师却具备了卓越且长远的眼光，面对传统丛林教育所受到的威胁，佛教徒要担负起弘化传播的责任必须要接受新时代的挑战——接受教育。其历史意义在于对佛教教育的革新，以打破过去培养僧才的传统方式。直至21世纪的今天，谈起佛教教育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题。虽然有近代佛教史学者认为僧人办教育是为“自护寺产，自办学校”，以抵制庙产兴学运动，但是寄禅大师成立僧学堂，到底也是一种先知先觉的自我反省，即佛教徒要适应时代的召唤，必须要接受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寄禅大师兴建僧学堂虽不在天童寺，但对天童寺传统的丛林模式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二)保护寺产，统领僧伽
清末以来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宗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道阶法师曾概括说：“区区佛门，寥寥寺庙，计三十余年来佛教，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可见进入民国后，佛教的危机有增无减，这种问题集中表现在，政府对于庙产的处理问题。庙产兴学是晚清以来就已实施的宗教政策，到了民国，关于庙产问题并未有所好转，对庙产的处理无疑关乎到佛教的生死存亡。民国元年，各地掠夺庙产风波四起，首先起来倡导保护寺产的就是天童寺寄禅敬安大师。
民国元年，江浙诸山长老请出名满禅林的寄禅大师出面组织统一的“中华佛教总会”，提出“保护庙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号召各地僧教育会联合起来，全国各寺闻讯，纷派代表参加，此前一些佛教独立组织，也继而取消，以斯群策群力维护佛教。民国元年(1912)4月，全国各省佛教徒聚集于上海留云寺，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会议公推寄禅大师为首任会长。总会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机关部于北京法源寺，将原有各省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各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22个支部，分部多达400多个。中华佛教总会设办事处于上海清凉寺，当时全国性佛教组织大多并入其中，成为近代中国各地佛教徒第一个全国性的联合组织。
民国元年(1912)8月间，湖南宝庆有掠夺寺产、销毁佛像的事件发生。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遂派代表至总会请求制止，总会会长寄禅敬安以会章未经北京政府批准，既而准备赴京请愿。寄禅大师11月1日抵京，寓法源寺。11月2日具文呈请总统袁世凯批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保护佛教财产，寄禅大师前往内务部礼俗司会见该司司长杜关，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庙产，然而毫无结果，乃返法源寺，下车后，即觉不适。次日黎明弟子探视，和尚已作吉祥卧舍报示寂。时为1912年11月2日，世寿六十有二。1913年3月，道阶护送大师灵柩经沪至甬，归葬天童寺冷香塔院。大师圆寂后，北平及沪、甬均盛会哀悼。5月，在上海“中华佛教总会”总部的静安寺里，二千多位各界代表为寄禅大和尚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全国僧众莫不哀痛。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了相关法令，并由“民政司司长”出面向全国佛教界道歉!有人评价：寄禅以自己的一死，给佛教僧人带来了生机，佛教得以稍安者，食和尚一死之赐也。
(三)爱国护民，佛门楷模
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处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作为一个佛子，寄禅大师虽皈依佛门，但情系国家，心系苍生，对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予了很大希望，正因为此，才对当时政府的无能和列强的入侵而愤慨，对山河的破碎和众生的苦难而哀伤。寄禅大师的爱国护民精神多反映在其诗作中。他敬重屈原，曾有“我读《离骚》感慨多，那堪复向此间过”(《汨罗怀古》)这样仰慕屈原的诗句。他称赞岳飞是“千古纯忠孝，如公更有谁?”(《谒岳武忠公祠》) ，并常常自言爱国之心与大慧杲同，只是道德文采不及(杲)而已。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他在宁波延庆寺卧病，听到法国军舰袭击我台湾鸡笼(即今基隆)及福州马尾港、清军败于鸡笼的消息。闻此消息，愤怒至极，“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
《马关条约》签订后，寄禅闻之，同每个有血肉的国人一样，思绪万千，写下了《满路花•感时》词：“凤凰巢欲堕，燕雀暮何安?然眉时已急，不容闲。一棋错下，竟输了通盘。笑群公衮衮，颠倒乾坤，乞儿扮作神仙。念长林没个鸣蝉，赤手欲擎天!乱星环北斗，夜钟残，鲁连今日蹈海亦云难。故国重回首，夕阳影里，只留一角青山。”山河破碎，国情岌岌，想学鲁仲连蹈海也很难;万里海疆，都是列强的铁舰在游戈，寄禅痛心疾首，长歌当哭。针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时，大师痛心疾首地在诗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腥。”(《赠吴渔川太守六首并序》强烈控诉了外国侵略军残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行。
宣统二年(1910)，日俄协约，互相勾结蚕食中华领土。寄禅“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内忧法衰，外伤国弱”，顿觉“全身血炽”，连作《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大师慨叹“鲸吞蚕食各纷争，未卜余生见太平。”“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山河破碎痕?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这种言语铿锵、撼人心肺的诗句，揭示了大师忧国忧民的无限情怀以及对列强盗取我国领土的强烈谴责。为此，大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向宁波师范学堂师生发表了悲情激昂地演说：“盖我国以二十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宁波师范、育德学堂教员偕诸生入太白山采集植物祝词并序》)，大声疾呼“彼碧眼黄髭者流，盖将以奴隶待我中华，”(同上)他慷慨号召有志之士奋起，富国强兵，兴利除弊，力革旧习，激发新政，用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磨铁成针的毅力，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并寄厚望于学生，“所愿勤学久弥坚，蔚成勋业图凌烟。金瓯未缺当重圆，银河待挽洗腥膻。”(同上)他以满腔的义愤和炽烈的爱国热情去激励人们要奋发图强，拯救中华。
不仅如此，寄禅大师也身体力行地去做些爱国护民的义举。他和当时维新派中坚人物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关系很亲密，极为友好;他公开为遭到顽固派打击的清政府驻英国首任大使郭嵩焘的爱国主张和情怀作诗进行辩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同盟会会员栖云和尚(曾留学日本，追随徐锡麟、秋瑾回国，隐伏僧寺进行革命活动)在吴江被捕入狱，寄禅大师曾向江苏巡抚疏通保释。这些都说明，寄禅和尚的爱国救民思想并不局限于以诗言志、借诗抒怀，而是积极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救护。这就是寄禅敬安的“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的爱国主义精神。
寄禅大师出身贫苦，一直存有关爱劳苦大众，与劳苦大众心心相印的质朴感情。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附近决口，致使千万百姓受灾。寄禅哀民生之多艰，于次年在他的古体诗《郑州河决歌》写出“呜呼——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天子宵衣起长叹，诏起师臣出防捍。帑金万锱添洪流，黄河之工犹未半。精卫含愁河伯怒，桃花水讯益汗漫。明庭下诏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 这种宁愿舍身入洪流救黎民百姓于苦难的精神，体现了大师对苦难众生的无限悲悯。
寄禅大师在《咏怀诗十首》其四中写道“步出城西门，高坟何累累?年深坟土裂，白骨委蒿莱。坟旁哭着谁?云是白骨儿。生既为死泣，死亦待生悲。哀哉亿千绝，无有泪绝时。”战火连年，乱坟处处，活着的人为死者悼念哀泣，死者也仿佛为活着的人将要继续生存在这个乱世中而感到悲哀，这是何等伤感的场面!寄禅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人在乱世，生不如死，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辱，才能免遭生灵涂炭!为此，他才写出“我虽学佛未忘世”，“烦絮无心苦民族”，“国仇未报老僧羞”等佳句，这是诗僧建立在悲天悯人基础上的爱国护民的真实表现。
四、结语
寄禅敬安是清末民初复兴佛教的领军人物，他是德高望重的禅僧，更是忧国忧民的诗僧。他以禅诗唱和而广结善缘，以爱国护教推动僧界保产兴学，以团结僧俗促进佛门的自觉革新。住持天童后，大师一方面顺应时事对传统的丛林制度加以改革，一方面对寺僧的流品既杂加以整饬，通过冬坐夏讲，用功办道而续佛慧命，绍隆佛种。在历经洪杨之乱与庙产兴学的风波后，寄禅大师对天童寺加以重建和保护，从而引领天童寺的另一次重兴。寄禅以舍身的精神保护了佛教的寺产，从而使全体佛教僧侣明白佛教非力求改革则不能生存。寄禅法师倡导的爱国护民，卫法护教精神，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而从出世的佛教到入世的佛教，正是中国佛教近代化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寄禅法师的这种入世精神对佛教的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现今的天童寺，在宗教政策恢复后的三十多年中，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应该以寄禅大师的精神为导向，本着大师爱国爱教的遗志，继承和发扬天童禅宗祖庭的优良传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关怀，走与时代相适应的道路，以不辱时代赋予我们新时期僧侣的使命。
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来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九届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学习，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第一我们要感恩国家，感恩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要感恩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对全国五大宗教人才的重视和培养;第三要感恩中国人民大学的各位授课老师，他们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使我们每个学员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令人终生难忘。通过这次短短四个月的学习，更加激发每个学员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新时代每个宗教界人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到我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那有我们今天来这里的学习机会，我们应该要把所学的各科知识运用到平常的管理中去，继续发扬天童寺的优良传统，以寄禅敬安等历代高僧大德为榜样，遵纪守法，爱国爱教，抵制渗透，反对邪教;努力培养弘法人才，办好僧伽教育，精进修学，报答四恩，积极服务社会，多做慈善公益事业，发辉佛教四众弟子的正能量，为实现二十一世纪的“人间佛教”而努力不懈!
参考文献：
1、八指头陀诗文集
2、八指头陀生平年检表
3、太虚大师全集
4、新编天童寺志
5、佛祖统记
6、曾文正公文集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日